Archive for May 2010
一首歌唤醒80后记忆 集体寻找“Li Lei和Han Meimei”
“Jim”和“林涛”们的成长 握不住的梦想
小白（84年生 娱乐主播 ）：“感觉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又是我们自己的影子，尽管他们是虚拟人物，尽管我们还在期盼李磊和韩梅梅的结合，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他们不过是虚拟人物，编者让林涛当了警察，让Lily去了上海，不过是用另外的方式给了他们归宿，我们随着他们长大，原来，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十多年啊，弹指一挥间。”
熊熊（80后男生 外贸公司实习）： “那个时候成绩很好，老师们都夸聪明，以为长大了就会自然的有好工作，比别人优秀，后来才知道，自己很平凡，就像芸芸众生一样，做个普通工作，养得起自己而已，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好好学习英文，我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吗？走过很多的路，一直告诉自己不怕、不怨、不悔，走到现在，拥有的也是另一种风景，另一种美好。可是，如果真的可以回头，真的可以改变。”
叶子（85年生 中学老师）：“虽然自己现在有一份看似稳定的工作，但是自己曾经最初的梦想却早已不再，现在的职业不过是生活需 要。自己从小爱美，所以那个时候最羡慕那些设计师，还有个小理想做个服装设计师，而现在的我，已离那个梦越来越远，做着普通的工作，朝九晚五，梦想在哪里？”
“李雷“和“韩梅梅”们的爱情 相见不如怀念
80后网友： “韩梅梅的孩子一个叫Han Keke, 一个叫Han Xixi，翻译过来就是——可可，惜惜，分明就是表达了她对不能嫁给Li Lei的可惜与无奈。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初在一起的两个人，最后一定会分开，初恋不懂爱情，更何况是早恋！”
田园(80后 重庆邮电大学研究生)：“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讲的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十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曾经的那个人，时过境迁，也许只能相见不如怀念。”
网友“下雪的声音”：“不得不感叹一声:原来教科书一直在潜移默化的教导我们， 早恋是美好的,但同时也是不可能走到最后的。看来，我们最初爱的，往往不是我们最终与之在一起的那个人……”
Stella（80后 房地产公司行政人员）：“虽然现在身边不缺对象，但是却没有了当初单纯的那种小美好，曾经傻傻的用明天的天气来猜测那个人是不是喜欢我，也曾经因为擦身而过，他的一个眼神，高兴得一下午上课不打瞌睡……虽然后来还是证明了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但回忆起当初的忐忑，总是觉得有着一种可爱的美好。那个时候喜欢的男生，5年后说，其实他当年也有些喜欢我，如果和他在一起，现在是怎样的人生？”
网友“明明S妮”：“明天就是我的婚礼，听着这首歌，似乎又回到了从前，歌中的人分明就是我们的生活，太伤感了，因为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年少再也回不去了。明天就要出嫁了，祝自己结婚快乐！”
“Lucy”和”Lily”们的友谊 天各一方
小豆（85年生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当年我的英文名字就是Lily啊，一直叫到现在，就因为名字一样，课文中Lily的那段对话永远是我读的，而我当时最好的姐妹就叫lucy，现在都联系不上了，只是知道她结婚了，有个幸福的家，而我现在漂在外地，还没有男朋友，那歌里“Lily去了上海，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 ”，呵呵，怎么差那么多？”
Renne(86年生 悉尼大学研究生)：“在国外，一个人找房子、搬家、打暑期工，很辛苦但是却很充实，只是有时候很想朋友和家人，那个时候的朋友一直是生命中最好的朋友，现在已经天各一方，常常在梦里做梦还是中学，大家还在一起聊天、说笑。初中的日子过得最为快乐，自发的喜欢学习，课堂上注意力非常集中，课业轻松。每天放学就和邻居家的小伙伴骑车在回家的路上，谈论课堂上发生的有趣事，讲昨晚看的电视剧，偶尔小八卦一下，谁又喜欢谁了。可是如今小伙伴，有的已为人妇人母，那些喜欢过自己和自己喜欢的人，都已没有了消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轨道走远了，或许永远也不会相逢。”
网友“乐园儿”：“听着感触好多啊！永远都回不去的快乐时光。当年和好朋友也讨论过李雷和韩梅梅的情感，还记得当年班主任的陕西英语。当年的小暧昧的我们都已经结婚了有了各自的家，当年一起疯玩的朋友们都在忙碌着。想你们，有空出来聚聚吧。”
网友“aisle”:“令人伤感的不是li lei,han meimei, 而是我们永远远去的少年时光，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墙角边那三个低着头不知在看什么的女孩，那个从来也不拉上拉链的书包，大扫除时空气中呛人的尘土味，那片蓝天下曾经微不足道的一切一切，如今却只能在记忆中缅怀。”
心理学家：“李雷和韩梅梅”是一剂舒心针 让80后暂时忘掉现在
而重庆仁格心理咨询所的心理学家赵先生也分析认为，“人为什么容易怀旧，容易感慨，也许是因为现实的不太如意，十多年前，他们只是学生，没有房子的压力，没有老爸老妈的逼迫，没有丈母娘的诸多要求，没有老板的压迫，他们开开心心，只是每天要做做作业，只是每次都要去小组长那里背英语课文，现在，美好不在了，他们都在寻找，但这些，都不如回忆来得温暖，所以，李雷和韩梅梅们给80后一代注入了一剂舒心针，让他们暂时忘记现在，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
教育专家：他们所怀念的 正是现在得不到的
“80后所在的时代变化太快，他们怀念的正是现在从生活中得不到的。”重庆教育学院教育社会学专业老师何森林向记者说道。“80后的人在学生时代就正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时代，他们在初中、高中受到的都是学校规范性的教育，做什么事都一板一眼，规规矩矩，老师教导他们要，“团结、友爱、积极向上”。而当他们在大学甚至出社会之后，马上体会到了社会复杂的多元文化，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落差，让他们极度怀念曾经课本里像韩梅梅、李雷一样好学生的代表人物，怀念他们的善良、可爱和单纯。韩梅梅和李雷的故事，不过只是他们怀念过去的一种载体而已。”何老师同时还指出，“相比60、70后，这一批老一代的人，从小到懂事，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几乎没有变过，他们的生活状态几十年也都差不多，所以不会像80后落差感这么强，以至这样集体的去找寻曾经的美好。”
80后经典记忆:Li Lei与Han Meimei
LiLei都这么牛了，HanMeimei却不喜欢他
“那T恤能送我一件吗？”满头银发的刘道义老太太问记者，她今年70岁，退休10年，退休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外语编辑室资深编辑。
刘道义想要的是佐丹奴新推出的Li Lei&Han Meimei(以下简称LH)T恤。这款全球限量发行2000件的T恤，面向高达过亿的潜在用户——从1990年至2000年，10年间使用人教版英语教材的中学生。刘道义是这套教材的中方主编。
这套教材是中学英语教育强化日常情景对话的产物，LH是教科书中的主角，他们负责好好学习,关心他人，书里还有双胞胎Lily、Lucy，英国小子Jim……在众多教科书中，他们陪伴着80后读了6年中学。
T恤只是LH主题产品中的最新一种，其他产品包括：Han Meimei半卧在地、做 性感状的作业本；“亢奋起来”的纸飞机；“三八线”胶带，可以贴在男女课桌之间，也可以贴在父母床中间；“我是狐狸精”、“正确对待男女关系”的贴纸……
LH产品基本以二人的男女关系为中心，他们不是抱着就是亲着——80后回忆、分析当年英语教材，找出了各种LH确有“一腿”的证据，最后大家焦急地成立了“Li Lei都这么牛了，Han Meimei却不喜欢他”小组，以便考据出LH的更多男女关系。
“其实 Li Lei和 Han Meimei从头到尾就没说几句话，”刘道义听说LH的绯闻后，哈哈大笑，“我们当年都很古板，怕学生谈恋爱。”21年前，刘道义和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格兰特先生一起，主持了初中英语新教材的编撰工作。编撰持续了3年，1990年开始在北京崇文区、四川成都等八个县市区试用，1993年成为全国(除上海外)通行英语初中教材。
“Han Meimei就是那种小干部”
LH及那套为国内首次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中学英语教科书，对于这位退休在家的七旬老人和绘图者王惟震而言，有着80后所不理解的意义。
1981年，刚调进人教社一年的刘道义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派往英国朗文出版集团考察，没呆几天，她就强烈感觉到：“中国的英语教材要提高质量，必须和外国人合作。”
中国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考察可以，合作基本不可能。
6年后，1987年，英国一家出版公司提出，愿意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汉语教材引入英国，条件是让他们给中国编英语教材。
人教出版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迎来了引进外国教材的第一个高潮，人教社最终选了朗文集团为合作方，融入以前的课本所没有的日常交际用语，让学生在丰富的情景对话中掌握单词和语法。
中方和英方各派出一个主编、两三个责任编辑。
教材里的故事由英国人格兰特主创，家庭模式是双方一起研究，最后设计了英国的Green家庭、加拿大的Read家庭；美国的King和Smith四个家庭，四个家庭加上中国的LH，故事就开始了。
课本里 Han Meimei和Jim、Li Lei和Jim等不断重复着相同的问候，“How are you？”“Fine，thank you，and you？”
有不少人都怀疑自己患上了“and you”综合征。觉得不这样说，就“简直没办法跟外国人展开交流”。
刘道义告诉记者，Li Lei和Han Meimei是中方编撰组起的名字，不是某位编撰者为了“纪念那个谁”，而纯粹为了便于刚开始学英语的中学生发音：“Li Lei总比Li Ming guang要好发音吧。”
之所以叫Meimei，也因为觉得“中国人也是喜欢起两个字的，把名double一下，就是小名了，这样比较好听”。
教材绘制者王惟震家里珍藏的3幅《英语》挂画，教材里人物形象基本原则是：中国人严谨，外国人开放 （图片由王惟震提供）
刘说，Lily和 Lucy，还有那一不小心就念成“烂玻璃”的Polly等外国名，都是朗文的编撰者格兰特起的，也是故意用最普通、最好念的名字。
比起名字难得多的则是对“形象”的把握。
教材里以图画为主，每篇课文都有至少两三幅图画讲述新单词和新句子，形象全部由中方操刀，今年快70岁的王惟震就是当年的主画人。
“Li Lei形象好，是一个很自立的、很有信心、很坚定、很正派、很有责任心的小男孩”，王惟震连说了五个“很”，新版教材被要求赋予每个人物以性格，所以Li Lei理所当然地是一个小平头的标准形象。王惟震给LinTao戴上眼镜，让Lily和Lucy扎一头漂亮的金发，让Jim脸上长点雀斑，因为歪戴 棒球帽，Jim还是当年小男生的模仿对象。王惟震说，这是从国外乐队海报上获得的灵感，那个时代“直接接触国外事物的机会太少”。
王惟震画得很慢，慢得让编辑抓狂。“画的时候就得小心，不能给孩子传授任何不良的东西。”王惟震也有自己的道理。
Han Meimei是王惟震最“小心”的形象：齐耳短发，一脸严肃，校服领口最高一颗扣子从没打开过。“就是那种小干部的形象，比较乖，功课也要好，也有责任心，愿意为大家做事”。后来Han Meimei直接被网友称为“妇女干部”。
王惟震第一次听到时，甚至有些委屈：“1990年代很多学校的女学生还不可以留长发，也不让扎马尾。”
尽管如此，谨慎的王惟震还是决定至少让MissGao出点“格”。“那个时候老师给孩子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朴实”，但这位女老师，身材高挑，不但穿着裙子，还烫着卷发，颇有女人味，被当年的中学生叫作“迷死高”。
画好后，为保险起见，王惟震专门请示了领导，他没有想到领导只说了一个字：“行！”
新教材编撰从1987年启动，1990年编完初中阶段教材，在地方试用三年后，于1993年推向全国。
江苏无锡南长街实验小学英语老师田勤萍认为这套教材“很好很时髦”，当年的学生最喜欢Lily和Lucy，关系好的女生常常两两配对，宣称：“We are twins.”今天很多80后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很多也都是当年教科书的名字：Kate、Jim、Lily、Lucy。
课本用了7年，2000年人教社推出英语教材修订版，原来1000词掌握600词的要求已经过于低了，需要新版本提升难度。Li Lei和Han Meimei退出了90后的视野。“后来改成多套教材并用后，很多人还留恋原来这套。”刘道义说。
亢奋起来
“Miss Gao再高一些，头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王惟震眯起眼睛，盯着T恤有点遗憾地说。
T恤的设计者叫蔡凯。1981年生，2005年辞掉大学美术老师的工作，从武汉漂到北京。这款“看在1300美金份上”接下的设计，由于被要求多次修改，图案变得“不够邪恶”，他不厌其烦地在网上劝告粉丝，等他推出自己设计制作的T恤再买。
2006年8月的一个中午，蔡凯坐在工作室发呆，突然问起一个生于1983年的同事，你还记得LH吗？“不就是初中课本上那对男女么？”同事头也没抬，“网上已经在讨论了。”
上网一搜索，蔡凯被“雷”(震惊)到了。许多人正在编排LH的故事，故事中不但他俩“有一腿”，而且还有扑朔迷离的N角恋——Li Lei和英国来的Jim都喜欢Han Meimei，但Han Meimei和Lucy都喜欢Li Lei。
他们拿出了一些最经典的佐证：一次Han Meimei问Li Lei借尺子，身后的Jim“神情复杂”地瞪着Li Lei，目光中“夹杂着妒忌和羡慕”。身旁的Lucy则“委屈地低下了头”，眼眶里已“满是泪花”……而在户外摘 苹果那一课里，Han Meimei边在树上摘果果，边和底下的Li Lei“眉来眼去”，害得Jim着急地大喊：“Be careful！”
但到了初一下学期——他们认为——Li Lei开始移情别恋，爱上了Lucy，因为课本上的对话变为以Li Lei和Twins为主角的居多。而Han Meimei也被默默注视自己一个学期之久的Jim所感动，两人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开……
除了LH恋情大猜想之外，当年这套教科书里的所有人物，还包括那只叫Polly的鹦鹉，统统被翻出来八卦了一遍。
被网络打破了班级和城市的地理界限后，当年的中学生们得以分享很多曾经以为自己独有其实却有普遍性的经验。他们兴奋地发现，原来好多人都容易把Polly发音为“玻璃”，一位有才的老兄当年念“I’m Polly”时，总念成“烂玻璃”。1990年代末期就读中学的孩子更有才，把“Come and see my family”唱成“肯德基 my family”，还把Han Meimei翻译成“韩美眉”。他们发现，烫卷发、穿裙子、胸部颇具规模的MissGao曾被他们不约而同地评为“最有女人味的老师”，人称“迷死高”。
“大家像是找到了组织，尽情地晒当年的回忆，与集体记忆相关的主题产品会很有市场。”蔡凯说。
2006年10月，在《城市画报》举办的创意市集上，蔡凯和同事将网络时代造就的课本文化引入商业领域。他不喜欢课本上的LH形象，因此改造了他们。“我以前讨厌的LiIei和Han Meimei都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
当印有LH大头像和相拥照的作业本、贴纸往摊上铺开，立马惹来厚厚一圈围观者。这些印刷质量粗糙，标价10块钱一本、50块钱一套、总共200套的作业本，两天之内被抢购一空。几乎每个围上来的年轻人都会眼睛一亮，发出尖叫，“天哪！这不是Li Lei和Han Meimei吗？！”
2007年，已经决定辞职做独立设计师的蔡凯推出了LH第二代产品，还参加了当年的大声展。“我很兴奋，这是我破坏青春期生活方式的一个好机会。我设计了5个产品，每个产品都有我上初中时的回忆、不满和隐忍。”他说。这套包括尺子、三八线、情书、检讨书和贴纸在内的办公室用品，无论从质量还是设计上，远比一年前更时尚，进一步淡化了他们身上的80后青春期印记。
“网络把我们的结集单位无限放大了，一个个创意被网络聚集起来后，像通了电一样强大闪亮起来。”蔡凯说。
许多90后也成了LH的粉丝。一个刚上初一的小男孩，在蔡凯的淘宝铺子里买了一卷三八线，号称要贴在老爸老妈的床的中间。一位上海中学女生，一口气买下所有贴纸，准备把印有“很黄很暴力”的贴纸贴在手机背面。
蔡凯出现在各种时尚休闲类杂志的机会也多了起来。2008年4月，佐丹奴香港总公司开始征集一年一度的“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主题T恤设计，他们邀请蔡凯以LH为形象，设计其中的一款情侣装。带着他业已申请注册 商标的LH和80后的青春期集体记忆，蔡凯在时尚经济产业开发上渐走渐宽。
此时，另四个80后的“TheLi Lei&Han Meimei’s”乐队正好成立一周年。2007年8月30日，当他们站在MAO——这个云集国内知名摇滚乐队的舞台上，一脸青涩地唱起“Polly之歌”时，台下见惯大场面的滚迷们发出一片尖叫，“真牛X，这支歌都能被你们翻出来！”
当年那套英语教科书里选刊了很多歌曲，都是朗文出版公司的格兰特创作的，其中就包括“Polly之歌”。 这个“对音乐也不是特别擅长”的英国人的音乐作品并不被刘道义等中方教材编撰者欣赏，“因为不好听”。当初用这些歌曲，只是因为用它们就没有版权问题。而如今，它重出江湖，并且大受欢迎。此外，LH乐队还计划将教科书中的所有曲子重新翻唱。
主唱Icier还给乐队名作了注脚：它是对中学英语的怀念、致敬及反抗。其实，这个毕业于 清华大学英语系的25岁女孩和她的三个成员念初中时，在表面上中规中矩，一点也不“反抗”，他们都乖乖地穿着和Han Meimei差不多的校服，或是理着Li Lei一样的小平头；了不起学着Jim的模样，把头上的棒球帽稍微歪到一边；中学毕业后，都顺利考入国内和香港一流名校。“就是因为以前想坏，但没机会坏，坏不起来，现在就补偿一下，坏一点。”Icier说。
找到组织
一次偶然的机会，蔡凯在网上认识了杨柳，她就是那篇分析LH之间“有一腿”、流传最广的帖子的作者。在蔡凯看来，这名香港大学新闻系2004级本科生属于超级闷骚型——每次考试都拿第一，每次比赛都拿名次，高考后拿全奖去香港念书，今年再拿全奖，将赴美读Master。可比起其他若干年后才追忆似水年华的同龄人，这个1986年出生的女孩在初中时就开始YY(意淫)两人的关系了，在她的教科书里，Li Lei被她画成了印度人，而坐在 Han Meimei后面的Jim被涂鸦成复仇之神。她老早就“看出”，一直暗恋着Han Meimei的Jim，对总是找她借尺子的Li Lei怀恨在心。
到香港读大学后，杨柳发现这个有着丰富历史沉淀的繁华都市，充满凝固了光阴的记忆，比如一家叫G.O.D的连锁店，专卖怀旧产品——毛时代的痰盂、果盘，1980年代风行全国的大白兔奶糖，最近还推出了一款避孕套，上面印着过去商家最爱打的广告：“居家旅行必备”。产品很贵，买的人不少。
在一次社会学课上，杨柳发现集体回忆其实早已是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分支。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最早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霍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他认为：集体记忆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观念，它并非某种神秘的群体心灵，而是一群人对于过去的记忆。
不同的社会群体会有完全不同的、专属他们的集体记忆，这个集体记忆对50后来说是“红袖章”，对60后而言是“李铁梅”，对70后，是“阿童木”、“机器猫”。
对于阅历尚浅、成长环境逐渐多元与宽松的中国80后而言，陪伴着他们一同成长的Li Lei和Han Meimei就成了他们缅怀青春的载体。这个载体并无灾难与伦理的沉重负担，由于多少来自于一个压抑和单调的教育气氛，被这代人补偿性的“使坏”冲动颠覆与娱乐过后，才开始认真地怀念。
1990年代后，集体回忆在香港开始广泛应用，2006年11月香港政府清拆被认为有集体回忆的爱丁堡广场码头，甚至引发了香港人反对者的游行、抗议。以致于2007年1月，香港政府提出了将集体回忆作为“是否清拆香港历史建筑”的参考因素之一。
这两年，杨柳先后目睹香港因拆除皇后码头和天星码头，引发了港人集体抗议风潮。这些已丧失了使用价值的殖民时期老建筑，和90后不再认识的LH一样，对于相伴成长的一代人而言，意义非凡。“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每个人的中学时代都不一样，但却共同拥有一个Li Lei和Han Meimei。”
今年6月1日，LH乐队参加了一场连台演出，当天的音乐主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又一代人的青春将成往事，80后们开始回忆了。一个乐队演唱了一首“回到红白机时代”。那是一种流行于上世纪90年代、如今已被网游淘汰掉了的游戏机。曲子算不得动听，和Polly之歌差不多简单，甚至还有些粗糙。但全场人像是被喷了催化剂，尖叫、扭摆、泪奔，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这些带着破坏力和颠覆性的产品那么有市场？”蔡凯说，“因为我们大家正在今天这个语境中对待那段回忆，正在消费其中的落差。一些变化发生得太快太猛，而一些记忆过了十几年仍然留在那里。”
蔡凯正忙着推出更“邪恶”的新产品，包括T恤、单肩书包，还有情趣内裤——把Li Lei和Han Meimei的大头像分别印在私处，屁股后面印上英文字样：“打我”、“咬我”等等。至少在他这里，LH将不可挽回地长大。他将推出一系列环保主题产品，因为据网友考证，Li Lei和Han Meimei生于1978年，今年已经30岁，步入而立之年了，“该让他们严肃点，承担起社会责任了。”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 )
以集体记忆的名义 有关LiLei和HanMeimei的那点事
名词解释
集体记忆：法国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为了与个体记忆区分而率先使用的。它的源头是内涵更加复杂的“集体意识”。根据《科林斯社会学辞典》解释，集体意识就是社会里作为一种凝聚力量，民众共有的信念和道德态度。
虚拟关系的全民猜想
“后来，Han Meimei当然没嫁给Li Lei，离了一次婚，成了一个文风忧郁的女作家，笔名寒寐，足不出户，却在网络上颇受欢迎……”在豆瓣小组“李雷都这么牛了韩梅梅却不喜欢他”，网友们对Li Lei和Han Meimei未来生活的最新描述只不过停留在几天前。
如果你出生在1980至1988年间，你一定认识LiLei和HanMeimei。没错，他们是1993年首次改版的初中英语教科书里的插图人物。LiLei剃平头，穿浅色T恤；HanMeime齐耳短发，颇具妇女干部的气质。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形象不仅被网友们重新挖掘了出来，还被赋予了私人化、全角度的再度解读。凭借着网络强大的传播力，这场关于Li Lei和Han Meimei虚拟关系的全民猜想，事实上已成为了80后网友对于青春记忆的一次“集体缅怀”。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场猜想的发迹史。2005年12月15日，天涯社区娱乐版出现题为“八一八中学英语课本中为什么有一个奇怪的名字”的帖子。虽然这个帖子里只字未提LiLei，但重点讨论了书中女主角的起名缘由，特别是HanMeimei的名字因何而起的疑问也成为了讨论的导火索。一时间，大量80后网友开始跟帖。不久，另一个名叫“露珠姑娘”的网友说道：“我当时总觉得那双胞胎之一Lucy喜欢Li Lei，那个Jim喜欢Han Meimei。”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话题开始从单纯怀旧转向了认真讨论LiLei和HanMeimei的关系。但不知为何，讨论并未形成气候。2006年5月1日，当时还是香港大学新闻系学生的杨柳，受到帖子触动，开始在博客中提及这个故事，而流传在网络上的大部分关于LiLei的文字出她之手。2007年5月27日，题目《Li Lei，Han Meimei和Jim Green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走红网络，虽然文章作者成谜，但从那时起，Li Lei和Han Meimei的话题已经急速升温，影响力开始扩展到整个网络。接下来，Li Lei和Han Meimei的身影出现在了大大小小的网络论坛里，网友们对于他俩关系的想象力开始层出不穷、势如破竹。
虽然与事实相距甚远（书籍的编写人曾解释，其实 Li Lei和 Han Meimei从头到尾就没说几句话），但这场掺杂了个体欲望与诉求的集体猜想，让80后网友与担当了将近10年的学习伴侣打了个照面，分享了很多曾经以为自己独有其实却有普遍性的经验。比如他们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喜欢把鹦鹉Polly的发音读作“玻璃”，这么多人看到那位风姿绰约的教师MissGao都曾在心底暗暗的惊叹：真是太有女人味了！
集体记忆的商业属性
第一个把LiLei和HanMeimei引入商业领域的是蔡凯。2006年5月，25岁的蔡凯还在为参加广州创意集市的作品创意而绞尽脑汁，而突然的灵感迸发，让他想到了初中课本里的LiLei和HanMeimei。
5个月后，他设计的以LiLei和HanMeimei头像为LOGO的作业本、贴纸成为了当年创意集市上的明星。这些印刷质量粗糙，标价10块钱一本、50块钱一套、总共200套的作业本，两天之内被抢购一空。几乎每个围上来的年轻人都会眼睛一亮，继而发出尖叫，“天哪！这不是LiLei和HanMeimei吗？！”
得到信心的蔡凯，马上把“LiLei和HanMeimei”注册了商标及域名。之后，他干脆从美术学院辞职，推出了第二代产品——包括尺子、三八线、情书、检讨书和贴纸在内的办公室用品，还参加了当年的“大声展”。这两个人物已经成为他不断开拓的系列设计的品牌标识。2008年4月，蔡凯参加了佐丹奴发起的“没有陌生人的世界”创意设计活动，顺势推出Li Lei&Han Meimei主题T恤。这款全球限量发行2000件的T恤，面向高达过亿的潜在用户——从1990年至2000年，10年间使用人教版英语教材的中学生。
2007年的愚人节，一支由4个非职业乐手组建的乐队开始了第一次排练，他们的理由足够简单，因为那天是个周末。在这一天晚上，由于成员caca在自己的博客里为这支80后乐队找到了一个非常讨巧的前缀：the Lilei & Hanmeimei’s。4个月后，当他们站在舞台上，一脸青涩地唱起“Polly之歌”时，台下歌迷们尖叫、扭摆、泪奔，闹得一塌糊涂。
2008年8月，“一直想做探讨和表现男女一生欲望的专题”的搜狐男性频道，受知名游戏《模拟人生》的启发，决定设定Lilei和Hanmeimei这两个虚拟人物为蓝本，用他们的故事来完成一个悲欢离合里性致盎然的故事。2个月后，还沉浸在情欲河流中难以自拔的Lilei和Hanmeimei，摇身一变，成为了标准的宅男宅女，在当当网首页充当起了“十一”长假读书活动的虚拟主角。
“大家像是找到了组织，尽情地晒当年的回忆，与集体记忆相关的主题产品会很有市场。”正如蔡凯在接受采访时的回答，他们在对LiLei和HanMeimei形象不断颠覆的过程中，集体记忆所隐藏的商业属性，也一点点地被揭示、被公开。
对话
每日新报：你们是怎样想到用LiLei和HanMeimei这个名称的？
蔡凯：是在几乎快忘记的时候想起来。因为决定要做一件好玩的事情。做那些大家天天都可以看到的形象没有意思。虚构一个也没有意思。就在大家几乎要忘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做。
the Lilei & Hanmeimei’s乐队：我们组建乐队主要就是想玩儿一些传统的真乐器的摇滚乐。乐队名是对初中英语的怀念、致敬与反抗。我们都是那个年代的人。
每日新报：你们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
蔡凯：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拿lilei和hanmeimei当成什么重点来对待。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设定他们的形象。不是借助形象设计产品。本意就是要设计产品。但是产品需要一个logo。而他们就是logo。真正的产品就是“大声展”的那批黑白的设计。后来的产品是应景的，才推出了tee之类的。
the Lilei & Hanmeimei’s乐队：没有，我只是不太喜欢被当作LH的附属品。如果要采访我们这个乐队，我很乐意说我们为什么是这个乐队，为什么用这个名字，或者为什么现在也没啥作品但是玩儿得高兴。只要说音乐就好。 当然，若不是这个名字的附属品，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了。究竟是每次开场都唱一遍教材歌曲呢，还是真正高明起来呢，我们都很困惑。好玩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认为我们是有LH气质的四个人，但不是我们就真对它怎么着了。
人物辞典
Li Lei：中国男孩，平头短发，喜穿浅色T恤。不是书呆子，他很喜欢玩，这种动静结合的性格，使得他在哪儿都吃香，既能和Lin Tao这样好学的人成为莫逆，也能和Jim这样好动的人成为死党。
Jim Green：全名是James Allen Green，在中国生活的英国孩子，一头棕色的卷发，喜欢穿深色的T恤，给人的印象是有活力、聪明，但是有些马虎，时常犯些小错误。
Han Meimei：这个齐耳短发的中国女孩，文雅温和，智慧善良，几乎是所有女性美德的化身。在书中，她更像是一个姐姐的身份，帮助同学们排忧解难。
Kate Green：Jim的妹妹。和哥哥一样，Kate也是昵称，全称是Catherine。同样是一头棕色卷发，活泼可爱，书中很爱和大几岁的哥哥的朋友们玩。
Lucy and Lily：可爱的双胞胎姐妹，来自美国。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开始的时候，两人都是同时出现，不过到后来，编者有意扩大她们之间的区别，也经常会单独出镜。
Ann：加拿大人，一头金色长发，标准的西方血统。她和Jim、Lilei他们不在一个班，但是和Han Meimei是好朋友，另外，她还有一个中国好朋友Chen Hua。
Comme des Vuitton
In an extraordinary collaboration, Louis Vuitton, the ultimate French luxury brand, and Rei Kawakubo of Comme des Garçons, the ultimate fashion rebel, will open a joint Tokyo store in September — an ephemeral three-month space where six one-off bags, designed by Kawakubo in LV monogram pattern, can be ordered by shoppers.
Yves Carcelle, chairman and CEO of Louis Vuitton, sitting front row at Kawakubos’ show on Friday, said that he was approached by Comme and considers the project a fine way to celebrate 30 years since Vuitton first opened in Tokyo.
Backstage, Kawakubo said that memory of her excitement at the arrival of Parisian luxury in Japan in 1978, resulted in this unlikely idea of the new design duo creating the store within the Comme des Garçons shop off Omotesando.
For Comme acolytes, this move will be considered either as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 or a brilliant and imaginative partnership.
Kawakubo has re-designed the entire Comme des Garçons store on Kottodori, Omotesando for the Vuitton project. Carcelle says that LV is investing in the store, and that any financial profits will be divided.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ny recent collaborations between ‘high’ and ‘low’ fashion, starting with Karl Lagerfeld’s mini collection for fast fashion store H & M, this meld is different, since it involves a beacon of individuality with a company at the heart of corporate luxury management, as part of the LVMH (Moet Hennessy Louis Vuitton) group.
Carcelle said that Marc Jacobs, artistic director of Louis Vuitton, admired Comme des Garçons and was an enthusiastic supporter of the idea of a joint venture.
“It is impossible to overstate Rei Kawakubo’s influence on modern fashion,” Jacobs said in a prepared statement, ‘I find it wonderful to think that 30 years ago, this immense talent, someone who has inspired so many others, was inspired by Louis Vuitton.”
Kawakubo described her designs as ‘party’ bags, promising multi-handles or two handles morphing into one. All will use the Monogram toile, with the LV initials, and the offerings will hark back to the styles of 30 years when Vuitton made only bags and leather goods.
Suzy Menkes is fashion editor at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http://tmagazine.blogs.nytimes.com/2008/06/27/comme-des-vuitton/
Air: French Mood Setters Still a Band Apart
AIR. It always was an ambitious name for a band, so brief and elemental. It posed from the start the question of substance, and when the French duo of Nicolas Godin and Jean-Benoît Dunckel turned up in 1998 with the, well, airy electronic sketches of Moon Safari, they achieved saturation in certain circles followed by a depletion of density.
Having spawned no imitators, initiated no trends, they returned at unhurried intervals with albums mining essentially the same concept: highly produced affairs with a pop sophistication so uncanny as to cause as much wariness as listening pleasure, earning them not-quite-friendly designations like “soft electropop.”
And now they’re back, three years after their 2004 sortie Talkie Walkie, with a new album called Pocket Symphony that finds them in a stripped-down, quiet place, a minimalist project that might or might not prove a commercial risk. The “French Touch” club wave, to which they only awkwardly belonged in the first place, has long since waned. They are alone – a condition, it turns out, that they find quite appealing.
On a chilly evening, Godin and Dunckel sit in a Williamsburg photographer’s studio, letting a soggy couch support them after they’ve posed for a shoot. They’ve had a tedious day, spent mainly at the French consulate renewing passports after a misunderstanding with authorities at JFK. Godin, who has the perkier personality, is distracted at first, texting with his girlfriend in Paris. Dunckel seems part contemplative, part jetlagged.
Neither man is a massive physical specimen, but both are attractively lanky and appear comfortable in their skin and relaxed-European garb: jacket, dark pants, open shirt. They are, to put it simply, French – casually, fluidly so, but leaving no doubt as to their cultural provenance. For this writer, who happened to grow up in France about the same time Godin and Dunckel did, it’s an uncanny blast from the past.
And so is their music in a lot of ways. There’s a retro, romantic underpinning to their work – a self-conscious effort to put themselves outside trend and time. Critics pin on them pop labels – post-Kraftwerk synth-electronica, post-Gainsbourg French existential pop, and the 1990s “French Touch” club music – but they resist all designations.
The influences they credit are not performers but composers – Erik Satie, Olivier Messiaen, Philip Glass – and most of all the soundtrack composers of their childhood like Ennio Morricone and Michel Colombier. A fascination with film scores is key to the Air sensibility and results from the pair growing up with a typically French cinema habit.
As epiphanies go, Godin likens the first time he heard Morricone’s soundtrack to Sergio Leone’s spaghetti-western classic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in its life-changing effect, to an American first hearing the Beatles in 1964 on “The Ed Sullivan Show.”
“I think for a French kid watching these movies was the biggest shock you could feel when you were a teenager or child,” Godin says. “Because pop culture isn’t a French thing, but music soundtracks are a strong part of French culture.” He cites composers such as Georges Delarue, who worked with Jean-Luc Godard, or Michel Colombier.
There’s a retro, romantic underpinning to their work – a self-conscious effort to put themselves outside trend and time.
Growing up, Godin says, “You can’t be French and say I’m going to be hip hop. As an American teenager you can dream of hip hop, but as a French teenager it’s ridiculous. But we have these soundtracks. That’s why we go more into this orchestral music.”
That premise, of course, is open to challenge – after all, there’s a profusion of quality French hip hop – but it indicates from where Air is coming. They are, in a sense, space-age cultural conservatives, purveyors of a nostalgic electronica in which lyrics are optional, song structure is secondary, and the priority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nic haven where you can be free with your fantasies, just like at the movies.
“Normal people go to the cinema and that’s the way they get moved,” Dunckel says. “And so I try to model this emotion and make music with it, and have the same effect. What I take from a movie, I put it in some speakers, and that’s the basis of Air’s music, I think. People just listen to our music and they think they are in a movie.”
Air have one actual soundtrack to their credit, the 2001 score to Sofia Coppola’s The Virgin Suicides. It was their second full-length project and seemed a departure from the proper progress path for a new pop group. Looking back, it may have proven a rare chance to score a full movie from a clean slate rather than assemble a package of songs “inspired by” the film, as is increasingly common.
It’s an approach they’d like to revive, although probably not with Coppola: “She’s doing less and less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soundtrack,” Godin says. “She works with a guy who collects a lot of songs and puts them in the movie. We prefer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Dunckel picks up: “I think that when you do a soundtrack, your heart is more full and your mind is more open, and anything is possible. But when you do an album, it’s more formatted. Even before you start you feel more limited, because it’s songs. When it’s a soundtrack, it can go in any direction; there’s no rule.”
Some people like songs, of course – even Air, when pressed to discuss specific tracks. Still, they are coming back to the wide-open soundscapes of their early work. Principally instrumental and, on the whole, a relatively quiet album, Pocket Symphony lacks the agitation of 10,000 Hz Legend or the crisply packaged pacing of Talkie Walkie. It makes no apologies for the minimalist serenity that may drive antsy listeners up the wall, but that reflects the state of mind of the duo, who are now deep in their thirties.
“Every record reflects where we are,” says Dunckel. “It’s amazing. I can read all my life looking at the records we did. Moon Safari was innocence, 10,000 Hz was tortured…”
Asked how they’ve changed, Dunckel answers by means of a projection.
“I think there is always this girl that we are speaking to,” he says. “Like the average woman, or the girl that we would like to have, or that we have just had, and it’s this freeform shape, this woman that we are talking to and is always there.”
“At the beginning she was a brunette,” Godin interjects. “Now she’s a blonde.”
“At first she was only there to pass a good time with,” Dunckel continues. “But now she is a mother. She has to be able to face maternity.”
Godin and Dunckel are family men, though vague about the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baby-mamas. Dunckel and his girlfriend live with his three kids and her two in a loft in the 10th arrondissement of Paris, a once-seedy, now artsy district near two major train stations. Godin has two kids, a steady girlfriend, and lives in the upscale 16th.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life, Godin and Dunckel by their own admission don’t get out very much anymore. They don’t exude fascination with other pop developments, in Paris or elsewhere, and they reject any association with a music scene. They are quite literally bande à part, a French term for outsiders that translates to “a band apart.”
“Even when the ‘French Touch’ started, we were the only ones to do music with no beat in it,” Godin says. “And that’s amazing, even when we are part of a movement, we are alone in this movement. Now more than ever.”
“We are more part of a culture than part of a music scene,” Dunckel says.
Typically, a stance of splendid isolation in pop is hard to back up, exposed as it is to accusations of arrogance or complacency that are all too often well-founded. So it’s tempting to scrutinize Air for signs of hubris or, at least, disconnection with daily life. Remarkably, there are precious few. Godin and Dunckel are too down to earth, too obviously true to their game, and most of all too damn intelligent.
In fact, you could fairly call them intellectuals, ones who made the most of their high-end French public education and ultimately, despite becoming full-time musicians, never renounced their original fields – architecture for Godin, mathematics for Dunckel.
That background means that when Godin talks about building a song, he’s barely being metaphoric.
“Every song has an approach,” he says. “Our music is very built with a foundation and space. The first thing that they taught me at school is [tha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he walls but the space behind the walls. The wall is nothing. Just put two walls together and it creates a space. Because if you take a baseline and a point, the whole energy between them creates the space of the music.”
“Our music is very spacey, it’s the most spacey music I know,” Godin continues. “I don’t know if that’s a good thing of bad, but at least it’s fucking spacey.”
The mathematically trained Dunckel, meanwhile, brings to the Air tracks the tinkering of an experimentalist who knows there can be beauty in an unexpected equation.
“Theory can be really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music,” Dunckel says. “You say, I’m going to do some conceptual music now, and I want to reverse what the melody will do. I want the melody to be done by the bass, the bass lines to be made by the drums… It can lead to some really weird music.”
He grows animated as he details an example: “One day we made a track, we reversed the tape, pitched it down, picked it up… We wrote it down on paper, recorded the guitar making new chords, these chords were weird because we made some mistakes, we kept some reversed tracks mixed in with some new parts – it’s a theory thing but it works. The track is called ‘Caramel Prisoner’ – it’s on 10,000 Hz. Things like that.”
By stripping down the sound on Pocket Symphony, the pair have allowed themselves to dwell on conceptual matters. “Nightsight,” the album’s closing track, offers a simple illustration. It is built on two cycles, one of four notes and one of seven. The cycles merge and separate to an almost hypnotic effect kept off-kilter by the unusual spacing.
“When the cycles just go back together it’s such a relief,” Godin says. “And we say that the system of the song is that magic moment when suddenly they go back together for [about] one second. So we didn’t want to have too much on top of it. They just separate and come back together; that’s what creates the satisfaction. It really is a theoretical thing.”
Though it might sound paradoxical, for Air, the return to theoretical basics has meant a chance to make music that they consider warmer, by which they mean more sensual, compared to Talkie Walkie, which may be their best-crafted work songwise, but they now feel lacks an overall emotional signature.
“Our music maybe on Talkie Walkie was too cold, and I like that in the early years we were more sensual,” Godin says. “So many people made love to ‘La femme d’argent.’ We wanted to go back to that vibe.”
They like the idea of listeners having sex to their work. “At least feel some sensuality, some sexiness,” says Godin. A sonic architect, he wants to remodel your bedroom, perhaps modify some other spaces in your world to make them more conducive.
In the end, it comes down to basics. Music. Sex. Fantasy. On the new album, these themes seem to join in the repeated evocation of Japan. They know Japan from touring, of course, and Godin recently took up study of the Japanese koto, which he plays on the album. But Japan is also a parallel fantasy that could etch itself, in the end, anyplace.
“It’s a Pacific wind blowing in your face,” says Dunckel, explaining the song “Mer du Japon,” one of the few that includes a vocal part. “It’s like when you are amazed by an Asian girl, by her beauty, and you are jetlagged because you are in Japan, the wind from the ocean in your face, you are a little bit dizzy, you are lost…”
The essential truth that Air is onto is that: It’s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get lost, especially when you’re a star, or when you are creative, or when you live in the city, or maybe simply when you are human at all. Like the element they chose as their name, Godin and Dunckel have perfected the art of being present and absent at once vis à vis their audience, their peers, and even their country.
Two years ago, they were awarded a top French honor and made Knights in the National Order of Arts and Letters in a fancy government ceremony, the Minister of Culture reading a citation and adorning them with the order’s official lapel ribbon. They were, as ever, slightly flattered, slightly nonplussed, and not entirely there, already reworking the event into their fantasy world, turning it to potential creative material.
Godin smiles at the memory.
“I didn’t expect it, no,” he says. “But I was always a fan of Star Wars. I wanted to be a Jedi for the Republic, and now that’s what we are: knights of the French republic. When you are an artist, things happens to you, and you transform them into fantasy.”
– Story by Siddhartha Mitter, photos by Noah Kalina
http://www.alarmpress.com/341/music-interview/air-french-mood-setters-still-a-band-a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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